重返艳阳下 (阿姆斯特朗自传)
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自传)ztIt’s Not About the Bike
My Journey Back to Life
–Lance Armstrong
我继续向上攀登，山势变得越来越陡峭。
那次的爬坡唤醒了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就在我向上骑的时候，我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想起了所有的转折点，我的童年，我早期的比赛，我的疾病，疾病又如何 改变了 我。也许是爬坡这种原始的行为迫使我开始面对我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问题。我意识到，现在是结束找借口逃脱责任的时候了。动起来，我对自己说。只 要你还能动，你就没有病。
我继续往上骑。我看到了自己的一生，看到了其中的轨迹、良机，当然也看到了其中的目的。这个目的非常简单：我这一辈子注定要体验这漫长而艰难的爬坡。
——兰斯·阿姆斯特朗 1 癌症确诊前后 BEFORE AND AFTER
我想活到100岁再离开这个世界，而且背上要披着美国国旗，头盔上要配上德克萨斯之星，还要骑着自行车、以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大声喊叫着从高山上冲下来。我要在我那生育能力旺盛的妻子和我的10个孩子的掌声中最后一次冲过终点线，然后再躺在法国那些闻名全球的向日葵地里，潇洒地离开这世界，与我曾经被断言令人心酸的英年早逝正好相反。
我不需要慢慢离开这世界。我做任何事都讲究一个快字，哪怕是呼吸。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快节奏：吃得快，睡得快。每当我妻子克里斯汀开车时我就要急得发疯，因为她只要一看到黄灯就会停车，而我则在一旁坐立不安。
“求你了，别这么婆婆妈妈的，”我对她说。
“兰斯，”她说，“你应该娶一个男人。”
我这一生都是在自行车上度过的。从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的偏僻道路，到香榭丽舍大街，我一直幻想自己过早离开人世，那也一定是某个牧场主开着他的 4缸“道奇”车将我一头撞进沟里。相信我的话，这种事会发生。自行车运动员时刻都在与开大卡车的那些人较量。究竟有多少汽车在多少个国家撞过我多少次，我自己都已经记不清了。我学会了自己拆线：你只需要一把指甲剪，外加坚强的胃。
如果你能看到我赛车服下的身体，你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的手臂上有纵横交错的疤痕，大腿上下到处都是斑驳的伤疤，而我还得将大腿上的汗毛剃光。也许那些卡车司机就是为了这个才总想压死我――他们看到我这个像女人的笨男孩后，决定不刹车。但是赛车手必须将身上的汗毛剃掉，因为一旦有碎石头钻进你的皮肤，如果没有汗毛的话，清洗伤口和打绷带都要容易得多。
1分钟前你还在公路上骑着车，1分钟后，“砰”，你脸朝下摔在了尘土中。一股热浪向你袭来，你口腔的上腭品尝到了干燥、充满汽油味的废气。你惟一能做的只有冲着消失在远方的汽车尾灯挥舞拳头。
癌症就像这样。那感觉就像被卡车撞下了公路一样，我身上的伤疤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前胸心脏上方有块隆起的伤疤，那就是插导管的地方。一条手术刀疤从右腹股沟一直延伸到大腿根，医生们就是从那里切除了我的睾丸。但真正让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头盖骨上的两块深深的半月形伤痕，仿佛我的脑袋被马踢过两次 ――这此就是脑手术留下的。
25岁那年，我得了睾丸癌，差一点死了。我生存的机会不到40%，而且坦率地说，我的一些大夫做出这样的预测时已经是够宽宏大量的了。我知道，死不是一个大家愿意提及的话题，癌症、脑手术、腰下的那个玩意儿也都不是。但是我在这本书里要说的本来就不是人们喜欢的话题，我只想说出真相。我相信大家一定想知道兰斯?阿姆斯特朗如何成了一位了不起的美国人，如何成了大家的榜样，如何赢得了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这项长达2290英里的公路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难的单项运动。大家想知道我的信念、我不为大家所知的一机面，我那奇迹般的复出，以及我如何与像格雷格?勒芒、米盖尔?安杜兰这样伟大的人物一样永载史册。大家想听我叙述如何骑上诗情画意般的阿尔卑斯山，如何勇敢地征服比利牛斯山脉，以及其中的感受。但环法大赛只是本书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书中的一些内容很难启齿，听别人谈及也很不舒服。所以，我在一开始就得请大家把英雄和奇迹之类的念头放到一边，因为我不是传说中的人物。这不是迪斯尼，也不是好莱坞。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看到报上说我“风驰电掣般地”越过法国的高山峻岭，但实际上你根本无法“风驰电掣般地”骑上一座山丘。你慢慢地、痛苦地挣扎到山顶，如果你非常卖力，也许你能赶在别人之前先到达山顶。
癌症也是这样。身强体壮的人如果得了癌症，便会做出一切努力来对付它，可他们仍然会死。这就是你学到的真理。人总是要死的。只要你明白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显得无实紧要，显得微不足道。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活着。我只能猜测。我体格坚强，我的职业教会了我与任何艰难险阻相抗争。我喜欢高的训练，也喜欢高强度的比赛。这虽然对我有些帮助，虽然至少能给我一个好的开端，但这绝对不是决定因素。我情不自禁地深得，我战胜癌症只是碰上了好运气。
我16岁时曾被邀请到达拉斯的库伯医院接受一个测试。这是个著名的研究机构，也是健身运动革命的发源地。那里的一位大夫测量了我的肺活量，也就是测量我能吸入并使用多少氧气。他说我的测试结果至今仍是他们所测量到的最高的。而且，我产生的乳酸比大多数人少。乳酸是你的身体在你精疲力竭时产生的化学物质――也就是让你肺部难受、双腿酸痛的东西。
简单地说，我能比大多数人承受更多身体上的劳累，而且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容易感到疲倦。我猜想是这帮助我活了下来。我很幸运――我天生就有超过常人的肺活量，可尽管如此，我许多时候仍然处在无可奈何、让人不舒服的雾团中。
我的疾病让我很丢面子，让我沉思，也迫使我用毫不留情的眼光来回顾我的一生。其中有一些令人羞愧的片断：不光彩的事件，未完成的任务，软弱，后悔。我不得不反问自己：“如果我能活下去，我要做哪一个我？”我发现我还需要学很多东西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我不是在说笑话。现在有两个兰斯?阿姆斯特朗，癌症前的阿姆斯特朗和癌症后的阿姆斯特朗。大家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癌症如何改变了你？”可真正的问题是癌症如何没有改变我。我1996年10月2日离开家时是一个人，回到家时成了另一个人。在那之前，我是世界级的运动员，河滨有大套别墅，门前有辆宝时捷，银行里有存款。我是世界上顶尖级的赛车手之一，事业如日中天。可我回到家时可以说完全换了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原来的我已经死了，我现在得到的是第二次生命。就连我的身体也与以前不同，因为在接受化疗的过程中，我原来锻炼出来的那些肌肉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等我病愈之后，那些肌肉也没有再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真相是癌症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东西。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癌症，但癌症确实给我带来了奇迹，因此我不想离它而去。我为什么要改变我生活中最重要、影响了我一生的事件呢？哪怕仅仅是一天？
人总是会死的。这个事实太令人沮丧，因此我很多时候根本不愿意提到“死”。你可能会问，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全都躺在原地，结束生命？但另外还有一个真理。人总是要活下去的。这是一个同样重要、针锋相对的真理。人要生活，而且要活得非常杰出。我得病的时候，在一天中看到的真、善、美比我在一次自行车大赛中看到的还要多得多――而且这些都是人情的真实流露，不是什么奇迹。我遇到了一个身穿破烂圆领衫的人，却发现他原来是位杰出的外科大夫。我与一位名叫拉?特蕾丝的护士成了朋友，尽管她疲惫不堪、工作过重。她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而这种关怀只能来自人类最崇高的博爱之心。我看到过没有眼睫毛或没有眉毛的孩子，他们的毛发因为化疗而全部脱落，但他们仍然像安杜兰那样决不放弃。
我至今仍然无法完全明白。
我惟一能做的只有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大家。
当然，我早应该知道我身体有些不对劲。可是，运动员，尤其是自行车运动员，从来不把伤痛放在眼里。任何疼痛你都不当回事，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骑完赛程。赛车是一种自我虐待的运动项目。你一整天都在自行车上，一连六七个小时，不管风吹日晒，不管条件如何，越过大小石块和泥浆，顶风冒雨，甚至冰雹，而且你决不向疼痛低头。
你身上哪里都痛，背痛、脚痛、手痛、脖子痛、大腿痛，当然，屁股也痛。
因此，1996年我感觉不好时，并没有在意。那年冬天，我的右睾丸微微有些发肿，我决定不去管它，以为那是骑车造成的，或者因为我的体内在弥补某种男性生理上的东西。我骑车时仍然像以往一样精力充沛，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停下来。
赛车是一种只回报成熟冠军的运动项目。它需要我年积累起来的耐力，以及只有从经验中才能得来的战术头脑。到1996年，我感觉到自己终于达到了巅峰。那年，我赢了一项名叫“费雷切－瓦隆内”的赛事。这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要穿过阿登高地，以前还从来没有任何美 国人在这项赛事中得过冠军。我在 “列日－巴斯托尼－列日”赛事中获得亚军，这个传统赛事总长167英里，必须在一天内完成。我还在全长1225英里、历时12天、穿过卡罗莱纳群山的杜邦赛中、获得了冠军。除了这些以外，我还获得过5个亚军，而且我正要自投身自行车运动以来第一次进入国际排名前5名。
但是，当我赢得杜邦赛时，车迷们注意到了一个古怪的地方。通常，当我赢得一项赛事时，我在冲过终点线时，总会像活塞那样上下挥舞着双拳。可是在那一天，我累得根本不想在车上庆祝我的胜利。我的眼睛充血，脸颊通红。
我冲刺时的表现本该让我信心倍增、精力充沛。然而，我只是感到疲倦。我的乳头疼痛。我如果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当时就应该意识到那是疾病的迹象。那意味着我的HCG异常高，而HCG通常是怀孕妇女才会产生的一种激素。男人只有很少的一点，除非他们的睾丸在起作用。
我当时以为自己只是累坏了。去它的，我安慰自己说，你不能疲倦。等待我的还有赛季两项最重要的赛事：环法自行车赛和亚特兰大奥运会，而我训练和比赛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这两项赛事。
我在环法自行车赛开始后的第六天退出了比赛。我在暴风雨中骑了一天，结果嗓子疼痛，得了支气管炎。我咳嗽不止，后背下半部疼痛不已，我甚至无法骑到车上。“我喘不上气来，”我对新闻界说。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就是不祥之兆。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我的体力再次离我而去。我在计时赛中名列第六，在公路赛中列第十二，虽然总的表现还说得过去，但与别人对我的期望值相去甚远。
我回到奥斯丁后，安慰自己说那是流感在作怪。我非常嗜睡，有点昏头昏脑的感觉。我不以为然，只是将这归咎于赛季过长、过于艰苦。
9月18日，我庆祝了我的25岁生目。几天后，我邀请了一屋子的朋友在吉米?巴菲特音乐会开始前在我家搞个聚会。我们租了台玛格丽塔鸡尾酒调和机。我母亲琳达从帕拉诺赶了过来，那天晚上晚会进行到一半时，我对我母亲说，“我是世界是最幸福的人。”我热爱我的生活。我正在与一位名叫丽莎?谢尔兹的德州大学美丽的女大学生约会。我刚刚与著名的法国赛车队科菲蒂斯签下一份新的两年合同，金额达到了250万美元。我有座新的豪宅，是我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建造起来的，而且房屋结构和内部装修的一切细节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那是座地中海风格的建筑，坐落在奥斯丁湖畔，巨大的玻璃窗俯瞰着外面的游泳池和露台；露台一直延伸到码头，那里停靠着我的滑水板和摩托艇。
那天晚上，只有一件事破坏了大家的情结；音乐会进行到一半时，我的头痛了起来，开始时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撞击我的脑袋。我服了几片阿斯匹林，但是没有用，而且疼痛反而变得更加厉害。
我服用了布洛芬，而且一连吞进去闻4片，可是头痛却开始向其他地方扩散。我认为那一定是因为喝多了玛格丽塔鸡尾酒，而且暗暗决定以后永远不再喝玛格丽塔了。我的朋友兼代理律师比尔?斯泰普顿向他妻子劳拉要了一些治偏头痛的药片，因为劳拉的手提包里有一瓶。我服了3片，可那也不管用。
到这时，它已经变成了你在电影里所见到的那种头痛――那种让你大腿发软、双手捂着头、脑袋要炸裂的疼痛。
最后，我起身回了家。我关掉所有电灯，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疼痛一刻也没有减轻，但我已经被它折磨得精疲力竭了，借助家里的龙舌兰酒，我终于睡着了。
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头痛消失了。当我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忙着准备咖啡时，我发现自己的视觉有些模糊不清。我一定是老了，我想，也许需要戴眼镜了。
凡事我都能找到借口。
几天后，我正在起居室里给比尔?斯泰普顿打电话，突然猛烈地咳嗽起来。我喉咙一阵发痒，口腔后部有一种微微带点咸味的金属般的腥味。“你等一下，”我说，“这里有什么不对劲。”我冲进了卫生间，对着洗脸池将那玩意儿咳了出来。
一口鲜血溅到洗脸池中。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它。我又咳了起来，结果又吐出了一大口鲜血。我不敢相信那么多鲜血和血块是从我自己的身体里出来的。
我吓得赶紧回到起居室，抓起电话。“比尔，我必须过会儿再给你电话。”我说。我挂上电话后，立刻拨通了我的邻居里克?帕克大夫。里克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在奥斯丁的私人医生，就住在我的山脚下。
“你能不能来一下？”我说，“我咳出血来了。”
里克朝我这里赶来时，我回到了卫生间，望着洗脸池里的血迹。突然，我打开了水龙头。我要把它冲洗干净。我有时做事根本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动机。我不想让里克看到那血迹。我不能让它留下痕迹。因为它让我感到难堪。
里克赶来了，检查了我的鼻子和口腔。他打开手电筒看了看我的喉咙，然后要看看那些血。我让他看了洗脸池里剩下的那一点。“哦，上帝啊，”我心中想，“我不能告诉他我咳出了多少血，那太恶心了。”洗脸池里剩下的血并不多。
里克已经习惯了听我抱怨鼻窦和过敏。奥斯丁有许多豚草和花粉，但无论我过敏得多么难受，我都不能服用药物，因为自行车运动有严格的违禁药品规定。我只好忍着。
“有可能是鼻窦出血，”里克说，“也有可能是鼻窦开裂了。”
“太好了，”我说，“所以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松了口气，一听人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急不可待地接受了这一廉洁，并且随它去了。里克关上手电筒，出门时请我下星期与他和他妻子珍妮一起吃晚饭。
几天后的晚上，我骑着小轮摩托下山去了帕克家。我对电动玩具非常着迷，而小轮摩托则是我的心爱。可是那天晚上，我的右睾丸痛得我根本无法坐在小摩托上。我在饭桌上也极不舒服。我只能正襟危坐，不敢动弹，因为那实在是太痛了。
我真想把我的感觉告诉里克，可我太爱面子。那实在不是在饭桌上提起的话题，而且我已经为流血的事麻烦过他一次了。我想，他一定会认为我这个人太喜欢小题大做。我默默忍受着。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的睾丸已经恐怖地肿胀到了橙子那么大。我穿上衣服，从车库的架子上取下自行车，开始像往常一样骑着练习，但是我发现自己甚至都无法坐到座凳上。我一路上只好轮流站在两只踏板上骑车。等我午后刚过回到家时，我无可奈何地重新拨通了帕克家的电话。
“里克，我的睾丸有点不对劲，”我说，“现在肿得非常大，我一路上只好站着骑车。”
里克严厉地说，“你需要立刻做检查。”
他不容我分说，告诉我他当天下午就安排我去见一位专科大夫。我们挂了电话后，他拨通了奥斯丁著名的泌尿科大夫吉姆?里维斯。里维斯一听完里克对我病症的描述，便说我必须立刻去见他，他会给我留出预诊时间。里克告诉我，说里维斯怀疑我只是扭伤了睾丸，但我必须去检查一下。如果我对此置之不理，就有可能失去睾丸。
我冲了个澡，穿好衣服，一把抓起钥匙，上了我的宝时捷。说来也好笑，我居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当时身上所穿的衣服：卡叽布裤子，一件绿色衬衣。里维斯的办公室位于市中心，靠近德州大学校园，一栋不起眼的砖砌咖啡色医学大楼。
我到那里后才发现里维斯原来年纪较大，浑厚深沉的声音像是从井底冒出来的，而且像所有大夫一样处事不乱――尽管他给我检查时所看到的情况让他深感惊讶。
我的睾丸已经肿胀到了平常的3倍，不仅很硬，而且一碰就痛。里维斯做了一些记录，然后说，“这看上去有些可疑。为了安全起见，我安排你去街对面做个超声波检查。”
我重新穿好衣服，走到我的汽车旁。检查室就在街对面另一栋官方机构状的咖啡色砖结构大楼里。我决定开车过去。大楼里有一排小办公室和房间，里面摆满了各种复杂的医疗设备。我又躺到了一张床上等待检查。
一位女技术员走了进来，拿着超声波设备走到我跟前。那仪器有些像神话中的魔杖，可以把图像送到显示器上。我估计只要几分钟就能离开那里。只是一个常规检查，好让大夫们放心。
1个小时过去了，我还躺在床上。
技术员好像在检查我身上的每一寸。我躺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只是尽是不去想它。为什么要这么久？她发现了什么吗？
她终于放下了扫描笔，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等一下，”我说，“嗨！”
我想，这不应该是例行检查吗？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而且带进来我早些时候在办公室看到的一位男士。他就是放射科主任。他拿起扫描笔，开始亲自检查我身上的每块地方。我默默地躺在那里，他检查了大约15分钟。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
“好了，你可以穿上衣服出来了。”他说。
我赶紧穿好衣服，在过道里拦住了他。
“我们得给你做个胸透。”他说。
我睁大了眼睛望着他。“为什么？”我问。
“里维斯大夫要求的，”他说。
他们为什么要看我的胸部？那里又不育。我走进另一间检查室，重新脱掉衣服，另一位操作员给我做了胸透。
我现在开始生气了，而且感到害怕。我重新穿好衣服，大步走向主办公室。我在过道里看到了放射科主任。
“嗨，”我拦住他说，“究竟怎么回事？这有点不正常。”
“里维斯大夫会和你谈的。”他说。
“不行。我想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
“嘿，我不想得罪里维斯大夫，不过看样子他在为某个与癌症相关的病因检查你。”
我惊呆了。
“哦，混蛋。”我说。
“你把透视结果带给里维斯大夫，他在办公室里等你呢。”
我的胃有种冰凉的感觉，而且越来越厉害。我掏出手机，拨通了里克的电话。
“里克，这里有些不对劲，他们在隐瞒什么事。”
“兰斯，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我愿意陪你一起去见里维斯大夫。我在那里等你好吗？”
我说，“好吧。”
我在放射科办公室等他们把胸片准备好。放射科主任终于走了出来，递给我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他告诉我，里维斯大夫在办公室里等着我。我瞪着那信封。我意识到，我的胸部就在里面。
情况不妙。我上了车，又低头瞟了一眼装着我胸片的信封。里维斯的办公室就在200码外，可我深得那里遥不可及。那感觉就像是是2英里在，或者20英里在。
我开车驶过那段距离，停了车。可现在天已经黑了，早过了正常的上班时间。如果里维斯大夫这么长时间一直在等我，那么他一定有它的原因，我想。这个原因就是我手中这破东西。
我走进里维斯大夫的办公室时，注意到整栋大楼已经空无一人。大家都已经回家了。夜幕已经降临。
里克已经到了，而且脸色严峻。我弯腰坐到一张椅子上，里维斯大夫打开信封，抽出我的胸片。X片很像照片负片，不正常的地方为白色。如果片子上的成相是黑的，那么实际上一切都是好的，因为它意味着你的器官很干净。黑是好，白是坏。
里维斯大夫把我的X片插到墙上的观片灯上。
我的胸部一片雪白。
“情况很严重，”里维斯大夫说，“看样子像睾丸癌，而且已经大面积转移到了肺部。”
我得了癌症！
“你能肯定吗？”我问。
“非常肯定。”里维斯大夫说。
我才25岁，怎么就会得癌症呢？
“我能不能找其他人看看？”我说。
“当然可以，”里维斯大夫说，“那是你的权利。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对这个诊断非常有把握。我已经给你安在好了，明天上午7点钟开始手术，摘除睾丸。”
我得了癌症，而且已经转移到了肺部。
里维斯大夫详细解释了他的诊断：睾丸癌是一促非常罕见的癌症，美国每年大约只有7000个病例。它通常发生在18岁至25岁的男性身上，而且由于化疗的发展，睾丸癌被认为比较容易治疗，但早期诊断和治疗是关键。现在的问题是，它已经扩散到了什么程度？他建议我去找杜德里?约曼大夫，因为他是奥斯丁最著名的肿瘤专家。时间是关键，每一天都至关重要。里维斯大夫终于说完了。我没有吭声。
“我让你们俩先呆一会儿，”里维斯大夫说。
屋里只剩下我和里克后，我低着头，将额头贴在桌子上，说，“我只是不敢相信。”
可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身体有病。头痛，咳血，喉咙化脓，昏倒在沙发上，总也睡不够。我确实有疾病缠身的感觉，而且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兰斯，听我说。人们已经在治疗癌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癌症是治好的。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都要战胜它。我们能战胜它。”
“好了，”我说，“好了。”
里克把里维斯大夫叫了竖起来。
“我该怎么办？”我问。“我们一下来想办法，一起来把它消灭掉。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都要消灭它。”
我想立刻就治好。立刻。我当晚就想做手术。如果管用的话，我真想拿起放射枪对着自己。但是里维斯大夫耐心地解释了第二天早晨的程序：我必须一早就赶到医院，接受各种各样的化验和检查，以便让肿瘤科的大夫确定癌症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然后我就会接受手术，摘除睾丸。
我站起身来要走。我要打许多电话，其中一个便是打给我母亲。不知怎么的，我一定要告诉她，她惟一的孩子得了癌症。
我上了车，沿着弯弯曲曲的林荫道朝河边我的家驶去。我平生第一次将车开得这么慢。我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哦，我的上帝啊，我永远无法再回到赛场上了。不是哦，我的上帝啊，我要死了。不是哦，我的上帝啊，我将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家庭和儿女了。这些想法当时都被搁到了一旁。我首先想到的是：哦，我的上帝啊，我永远不能再参加比赛了。我拿起车载电话，拨通了比尔?斯泰普顿。
“比尔，我有很坏的消息要告诉你，”我说。
“什么？”他全神贯注地说。
“我得了病，我的运动生涯结束了。”
“什么？”
“一切都结束了。我得了病，我永远都不会再参加比赛了，我会失去我的一切。”
我挂了电话。
我换到1档，慢慢驶过一条条街道，甚至都没有力气去踩油门。汽车噗噗噗地向前开着，我开始的反思一切：我的世界，我的职业，我自己。我离开家的时候是个刀枪不入的25岁硬汉。我意识到，癌症将会改变我的一切。它不仅会摧毁我的运动生涯，还会摧毁我对自己的全部定义。我出道的时候一无所有。我母亲只是德克萨斯州帕拉诺市的一个秘书，可是我在自行车上有了建树。当别的孩子在乡村俱乐部里游泳时，我却要在放学后骑几英里，因为那是我的机会。我所赢得的每座奖杯、所挣的每一块钱都是用无数汗水换来的，而现在我该怎么经？如果我不是世界级自行车手兰斯?阿姆斯特朗的话，那么我该是什么呢？
一个病人。
我将车开进了我家的车道。屋里的电话在响个不停。我进门把钥匙扔到桌子上。右电话仍在响着。我拿起电话。打来电话的是我朋友斯科特?麦克伊臣――耐克派来与我合作的代表。
“嗨，兰斯，出了什么事？”
“出了很多事。”我气急败坏地说。“发生的事太多了。”
“你在说什么？”
我还没有大声将它说出来过。
“什么？”斯科特说。
我张开嘴又闭上，然后再张开。“我得了癌症。”我说。
我放声大哭。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我不仅会失去我的运动生涯，我还可能失去生命。
我会失去生命。 剩下的内容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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